作为交换生，笔者曾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趁这个机会，通过几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些在日本医院的所见所闻，了解下那边的实际情况。

日本医生

1.在日本医生办公室附近的走廊和电梯门口总是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士，整齐地排成两排，以比一般日本人更谦卑的姿势站立着，对每个过往的医生弯腰致意。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日本的医药代表。当然除了向大家致意和有时候陪伴某些教授样的人物外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特殊举动。

2.在放疗科室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和老师学习适形放疗的照射野设置（适形放疗就是通过放置不同角度、不同剂量照射野达到精确放疗效果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的费用和放射野的数量是有关系的，每增加一个放射野都要相应增加费用。有一次，我觉得那个患者减少一个放射野治疗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治疗效果，我就问老师：“这个患者有没有其他方案？”老师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想了一下说：“嗯，在对患者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也要考虑经济效益。”

日本医院

1.我所在医院放疗科都是满负荷的，我问他是否有加床的情况，他摇头。

我说：“如果仍有有癌症患者来就诊怎么办？”

老师说：“那只能让患者等待。”

“可是对于癌症患者，等待意味着死亡呢？”

“他可以选择其他医疗机构，或者继续等待。我们需要为已入院的患者负责。”

2.日本的老师有抱怨过，日本是一个讲求平均的社会，医疗政策也如此，政府对医院有诸多限制，不允许超级医院的出现，无论你多么优秀，你的设备、床位等设置都是有限的。因此，虽然是一个排名还不错的公立大学附属医院，他们的影像设备并不是非常多，对此他们很羡慕美国的模式。

日本的中国患者

1.我同学的亲戚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所以父母让这个亲戚护送同学来日本报到，这个亲戚也顺便带自己孩子来日本玩一圈。小朋友也许是舟车劳顿，也许是水土不服，一来就患上了感冒，并伴有发烧症状。出门在外生病让这个亲戚非常紧张，同学赶紧领着亲戚和侄子去自己的实习医院看病，并在中间负责翻译，医生检查之后开了口服药物，嘱咐患者按时吃药，回家休息，亲戚看只有口服药，非常不满，表示孩子从小发烧都必须打点滴，不打点滴好不了，我们有钱，在日本也打得起点滴。医生说口服药足够了，并表示日本没有小儿用于退烧的静脉注射制剂。本来就焦虑的亲戚听到以后立刻愤怒起来，大声吵着，必须打点滴，不然孩子要是烧坏了饶不了这个大夫。同学在中间反复交涉，最后以使用日本医院所能提供的最直接给药方式--肛门给药结束了这场矛盾。

2.一天放疗科的护士姐姐找到我，说要我帮个忙。原来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患者要来做放疗。这个阿姨是日本遗孤，从小在中国长大，最近才回到祖国，所以只会汉语，护士姐姐希望我能在中间帮忙做一些病人的安抚和引导工作。这是一个很和蔼的阿姨，我在护士姐姐的指导下向她说明了检查的注意事项和可能的不适，阿姨也一直表示配合。护士姐姐离开后，阿姨问我：“你是这的留学生是吗？”

“嗯，交换生。”

“就是学这个专业的？”

“嗯，本科就开始学这个专业。”

“你来了多久啦？”

“差不多半年了。”

阿姨突然压低声音说：“你是专业的哈，你看他们是不是在骗我钱，是不是给我弄些没用的治疗。”

3.留学生在日本的医疗保险和在日工作人员的是不同的，所以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保险的具体方案。但是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有许多已经留日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在相互传授逃避医疗保险费用的方法，因为有两个互相平行的保险系统，可以在一个系统内违规操作后去另一个系统内投保，缺点是只能操作一次，但是确实能节省不少钱。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但是似乎只有一部分中国人看得到。（注：在中国，医疗保险内的违规操作更为严重，用可以获得报销人员的医保卡购买药物和支付大型医疗检查的行为非常常见，作者认为从长远上讲，这种行为对整个医疗环境有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的隐形伤害。）

投身于医疗行业之后你不可避免的要对医疗行业涉及的各方关系产生各种情绪和反思。这几件的工作和见闻让我意识到医疗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达到各方的相对满意，各国的答案都有其弊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良好的医疗系统和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需要政府、医院和患者三方的共同努力，而信任和尊重是一切良好开始的基础。

（文 孙黎 曾经的日本交换留学生）